丁玲
2013-5-3 16:53:23更新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
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
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被捕,被软禁在南京,1936年脱离禁锢,离开南京到陕北。
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时代的鲜明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是细腻大胆、感情饱满的人物心理刻画典型。其主角追求而无出路,伤感、自恋、颓唐的“时代病”体现在其身上,包括病态的反抗,都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韦护》通过其独特观察,捕捉出过渡性历史人物的特殊矛盾。《一九三○年春上海》则刻画了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知识分子。《水》是“普罗”文学重大突破,着重于表现农民觉醒、反抗的群像,放弃了对个别典型的刻画。《母亲》则体现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没落以及第一代新女性的坎坷路程。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莎菲女士的日记》
[1]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描写一个痛苦的女性为主,让人看到一个卑微,痛苦,没有自主性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莎菲生活在痛苦和无边无际的挣扎之中,有意塑造女性的软弱,不自立,也符合当时社会给女性的定位.小说通过身患肺病的莎菲写日记的方式,细致地刻画了莎菲的心理,叙述了莎菲耳闻目睹的人和事。莎菲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五四”后一些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
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
本文从挖掘《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为前人忽视而又极富暗示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细节入手,剖析女主人公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力图揭示这篇小说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
《我在霞村的时候》
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写的是贞贞的故事。

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在医院中时》
1941年,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写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陆萍在延安的经历。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像一切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医院管理混乱、不少医护人员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不懂护理知识。医院对病人也敷衍塞责,轻率地就给病人截肢。病房的卫生没人打扫,病人的苦痛没人过问。人们感兴趣的,倒是捕风捉影地制造谣言,传播绯闻。陆萍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领导呼吁,却被领导认为她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和同事,结果遭来更多的误解和批评,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帽子。最后陆萍身心俱疲地离开这所医院,学习去了。
《阿毛姑娘》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家庭生活本来很幸福。后来阿毛姑娘接触到新的青年男女,开了眼界,产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后服毒自杀。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批判都市文明对淳朴乡风的污染。但事实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丁玲并没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给予了阿毛姑娘内在的同情。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仅用力抱她一下”。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感情的责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这就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得相当微妙。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
《暑假中》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她们之间产生了同性恋情。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
可以说,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丁玲对这些人物是充满同情的。
1927年冬天,丁玲结识了冯雪峰,并且立即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这样回忆:“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了杭州。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在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认为:“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怎样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认为,这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
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她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扬在做报告又说这本小说好,这让丁玲很看不起周扬,私下说周扬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两人的矛盾也在积累和酝酿。
丁玲当年的秘书张凤珠曾说:“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高莽会画画,就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是瞧不起周扬的。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她很像周密(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都很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不过,丁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文艺思想有时表现也很“左”。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达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的不满,她说:“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还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像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丁玲曲折的感情经历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本文描述了她一生的四段婚姻经历,从爱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女人——丁玲。
与胡也频:投入真情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
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与冯雪峰:无限遗憾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与冯达:噩梦一场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此后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与陈明:挚爱深沉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mg电子游艺官网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丁玲与陈明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摘自《人民文摘》)
94岁高龄的剧作家陈明,出版了新书《我与丁玲五十年》,讲述了自己与丁玲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恋情。